1980年,我走进泰柬边界的华人难民营

2020-08-08 浏览量: 255

前往泰柬边界之前,先阅读了一些有关柬埔寨的报告,包括日本妇女内藤泰子的《我爱我恨柬埔寨》、马德望华人炳生的《我从柬埔寨地狱来》等资料。不幸得很,这些柬埔寨华人悲惨境遇的报导,在我访问泰柬边界考伊兰难民营时,再度获得证实。

听考伊兰(或称考伊当,Khao-I-Dang)华人难民向我们哭诉他们在波布(Pol Pot)政权下的处境,他们在森林中逃难的悲剧,以及他们现在身处泰国境内难民营中,却还要受高棉人难民的欺侮,身为华人,内心好久好久不能平息下来。

1980年,我走进泰柬边界的华人难民营
1980年3月,笔者(右)与同事黎龙生进入泰柬边区,站在〈考伊兰〉难民营入口处。
营内万多名华人难民

考伊兰难民营建于泰国巴真府(现称沙缴)打巴耶县伊兰山山脚下的一片平原上,离柬埔寨边界不远。「考」这个音在泰语中是「山」的意思。3月初,我们访问这个难民营时,营内住着约13万名难民,营地面积25平方公裏,共分成11个区。

营内华人难民有11,908人,大约是2,000个家庭,分布在九个区内,与高棉人难民和泰族难民混居在一起。难民男女老幼都有,我们与70岁的老汉交谈,也看到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。据报导,每天都有小生命在难民营内出生;女难民的人数比男人多。

高棉人难民多数是农民。华人难民则大多数是做小买卖的商人,他们大部份是潮州人,除了会讲潮语和华语之外,还会讲高棉语;少部份华人还会操英语和法语。

1980年,我走进泰柬边界的华人难民营
华人难民团团围住笔者与同事,倾诉他们的苦难。
逃难期间以尿解渴

3月8日清晨,我们一行三人抵达考伊兰难民营。进入难民营的第一区,我们立即受到区内华人难民团团包围。他们看到我们是华人,又会讲潮州话,因此感到格外亲切,似乎恨不得要把他们的苦难一股脑儿向我们倾诉出来。

难民说,这是他们第二度逃入泰境避难。他们第一次逃入泰境之后,泰国当局在去年6月决定把他们赶回柬埔寨。对难民来说,这是一场浩劫。一位中年华族妇女一面叙述,一面用手擦眼泪。她说,他们在森林中茫然地走了10多天,许多人踏中地雷,死的死,伤的伤,晚上活人和死人一起躺在森林的泥地上。她说,没有水,口又乾又渴。她合上双手,比个手势,说他们是这样捧着尿来喝。

1980年,我走进泰柬边界的华人难民营
一家大小逃离金边,千辛万苦,来到泰国边区,成为难民营的难民,苦苦等待西方国家收留。

一位长得眉目清秀的少女江金珠操着流利的华语向我们控诉,她和父母一家九口,在这次逃难中有的死亡,有的失蹤,结果只剩下她和一个弟弟流落在这个难民营中。这位小弟弟虽然经历重重苦难,仍然笑嘻嘻地要求笔者为他和难民营其他孩童拍照。

不準讲华人的语言

笔者看到难民当中有一位老汉,于是主动以潮语向他打招呼,要求他讲述其经历。这位老汉起初说,他老了,快要死了,谈也无用,还是由年轻人去谈吧!在笔者的催促下,他终于说,他今年70岁,名叫程汉。他怕笔者写错他的名字,还亲自在笔者的小簿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老汉讲述华人在柬埔寨的遭遇,在旁的其他难民频频插嘴附和补充。按照他们的反映,华人在施亚努亲王(Norodom Sihanouk)和龙诺(Lon Nol)政府时期,基本上生活还安定。他们辛勤工作,勤俭刻苦,安份守己,做些小生意,还算安居乐业。

华人的苦难是从波布政权上台时开始。在波布的统治下,华人一律被下放,被迫开荒种田。他们从凌晨五时就被赶去田野,以人代牛耕田,直到晚上10时才能休息;他们每天披星戴月地种田,每人每天只获得少许食物。这样的生活,他们熬过了两年,当时还不常发生杀人事件。

接下来,情况恶化,这个疯狂的政权开始杀人了。这批潮籍难民一个个争先投诉道:「他们抓人,一个个地『敲死』(潮语),那时很惨啊!」他们说:「他们甚至不準华人在自己家里讲自己的方言。违抗命令者,可能会被抓去杀头。」他们当时都不敢讲自己的语言。先前我阅读日本妇女内藤泰子报告红高棉的人员迫害华人,华人不敢讲自己的方言时,我还有所怀疑。如今,我直接从身历这种遭遇的柬埔寨华人难民口中获得了证实。有位难民总结道,柬埔寨华人有80%丧生。老头程汉听了高声说道:「是九死一生啊!」

据说,中国《新华社》记者曾访问这个难民营,听到这些控诉。陪同他们的泰国华文报记者问他们有甚麽感受,他们摇头答道:「走错了棋,还有甚麽话说?」

人少受欺只能忍受

考伊兰难民营内的华人还面对一个十分苦恼的问题。同是落难的高棉人难民歧视他们,仗着人多欺侮他们。因此,华人和高棉人之间相处得很不愉快。

1980年,我走进泰柬边界的华人难民营
难民营内的医院

华人难民说,他们人少,每当发生沖突时,他们总是自我抑制,忍让求和不希望事件扩大。况且,华人完全没有武装,高棉人晚上却获得来自柬埔寨境内营地的武装人员支持。这些人持枪抢劫华人的财物,在枪口下,华人无可奈何。因此,难民营内的华人希望有关当局安排华人搬迁到一个隔开的难民营。迄今,华人仍然与高棉人混居在一起。华人希望有自己的一个营,有自己的组织,能够保卫自己,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
营内的华人难民都不愿再返回柬埔寨,他们害怕遭到韩桑林(Heng Samrin)政权的迫害。他们盼望第三国家愿意收容他们。但在受到第三国收容之前,他们希望好好地组织自己的生活,要有工作,不要无所事事。单靠外界的救济总不是长久之计,华人难民希望获準在营内种植蔬菜和其它农作物,在营内生产手工艺品。

1980年,我走进泰柬边界的华人难民营
难民营内的儿童

此外,他们也希望联合国提供建筑材料,他们愿自己兴建学校和医院。波布政权上台后,柬埔寨的学校荒废了,适龄的学童虚度了五年宝贵的时光。华人难民要努力做点补救工作;他们希望儿女有机会受教育,要教导他们学习华文、数学、历史等,还想让他们学英文或法文,準备今后移居第三国家。

结语

离开了考伊兰难民营,我的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下来,一直在沈思。我想起了两位西方学者对柬埔寨的看法。一位学者说:「他们的领袖陷入清教徒式的偏执和狂热状态,幻想以他们想像中的超级农业组织,解决柬埔寨长久以来的懦弱和依赖成性的弱点。」另一位学者说:「一群理想主者想以偏激的集体主义取代所有的个人主义。他们利用阶级不平等现象和种族仇视心理,驱使农民和军人彻底埋葬过去,建立所谓的新生活,造成很多人死亡。」

看来,这两位学者的看法相当中肯地概括出问题的癥结。「清教徒式的偏执和狂热」和「偏激的集体主义」为柬埔寨带来了灾害,使安份守己的柬埔寨华人上演一幕又一幕的悲剧。

1980年,我走进泰柬边界的华人难民营
生不逢时,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跟父母一起逃难,沦为难民。

延伸阅读:

命运彷若犹太:历经赤柬与越军两轮浩劫后,重获新生的柬埔寨华人36年前,那场与柬游击队领袖的会面:见证柬越对抗下求存的33万柬埔寨难民

实习编辑:周慧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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